冒充总理签名诈骗案(1960)

a 7月前 475

 1、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

  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

  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

  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

  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

  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

  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 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

  。 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

  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

  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

  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

  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

  ,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

  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

  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

  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

  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

  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

  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

  。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

  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

  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

  。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

  “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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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楼主
  • a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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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立案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那个“¥”字,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字。
      但专案组人员还是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三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 a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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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第二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三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是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真是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时从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 a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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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落网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侦处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十多个侦查员来到李广桥南街蹲点。他们与当地的片警郝继民取得联系,要求他找个可靠的地方做临时指挥部。
      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附近的卫戍区招待所。他过去与招待所负责人老张就比较熟悉,郝继民把想找个临时落脚地方的意思说了。老张立即叫人把一个大会议室腾出来,抬来桌椅、床铺,并安装了两部电话机。热情的老张还专门派了两个服务员给侦查员们倒茶送烟。一个侦查员把电话安装、调试好,因此,临时指挥部具备了工作条件。
      这时已近黄昏,刘处长说:“小郝,这个地方不错,不过还得请你帮助选几个能直接监视王倬家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郝继民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刚到李广桥街,就看见李大爷疑惑地注视着街道上的人,看见郝继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这天还没黑,又不是礼拜天,咱这地方也不是公园,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继民知道那是化妆的侦查员,就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继民带着侦查员到了李广桥东街粮店。这个粮店的门口正对着李广桥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须从这里经过,于是侦查员选择粮店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作为监视点。通过三个监视点,王倬家院内一切情况尽收眼底。侦查员不时向指挥部报告疑犯的消息:
      301报告:一号对象今天早6点起床,一直在家活动。
      302报告:今天早7时零5分,从院中出来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向东去了。经查车号,其中男的是一号对象。
      303报告:一号对象和他妻子到鼓楼大街委托行出卖血压表和大衣,没卖成,又到东华门委托行也没卖成,随后又回到鼓楼委托行以47元的价钱卖出。
      304报告:一号对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个储蓄所,19时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后,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监视着王倬的刘汉臣处长说:“搞来它!”立即有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垃圾回来。刘处长命令马上送去做技术鉴定。经过鉴定科长刘云启的检测,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王倬从他母亲的屋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后来,他又开锁进入那间没人住、门窗都挂着帘子的小屋,开了灯。
      不一会儿又从小屋里出来,上了锁,又去了西屋厨房。
      夜深了,院里被监视的王倬似乎预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如坐针毡。此时,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刘处长听完后放下电话,对赶来的市局闵局长说:“王倬的爱人睡在单位办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开灯,接了一个电话,没说上几句话就生气地挂断了。”
      “王倬这边有什么动静?”闵局长立即问。刘汉臣回答说,王倬屋里的灯关了,院里的灯也熄了,没发现异常。
      刘处长用眼神询问闵局长,闵局长也注视着他。刘处长说:“根据我们到手的证据,抓王倬没问题了。”闵局长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断地说:“零点行动!”
      大家都跃跃欲试。刘处长把郝继民叫过来问:“王倬的屋里有没有隔断?”行动之前,刘处长必须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况估计到。
      郝继民对此已经烂熟于心。他说:“两间房子由一堵墙分为里、外屋,王倬睡里屋。”刘处长又问,王倬屋子的门窗是风门,还是玻璃门?郝继民说是风门。
      郝继民知道行动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刘处长他们人生地不熟,自己该多出主意。想到这里他说:“去年夏天下大雨时,王倬他家院门西墙有一段土墙给泡坍了一截,一直没修。”
      “哦。”刘处长命令监视点核实,很快证实了郝继民的话。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闵局长站了起来:
      “我看就零点动手!两个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带路,从坍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注意,要活的。抓获王倬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老刘,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汉臣处长点头同意,又给大家具体分了工。闵局长看了一下表,离行动时间很近了,命令发枪。大家每人领到了一支手枪和五发子弹。
      零点整。闵局长下令:“出发!”
      郝继民走在最前面,带着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断墙外,一个侦查员从后托了一下郝继民,他轻松地跳进院子,打开门,侦查员鱼贯而入。
      郝继民带四个侦查员扑向王倬住的屋子。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
      “搜!”刘汉臣处长下令。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
      刘处长让郝继民去叫王倬母亲的房门。郝继民敲了半天门,屋里也没动静。再敲,屋里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门!”郝继民隔门叫孩子开灯。
      灯开了,郝继民隔窗看见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任凭怎么叫门也一动不动。郝继民见状一脚踹开了门。
      问什么,张可民也不答,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把郝继民气得够呛。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了。
      天大亮了,赃款依然没找到。刘处长不甘心,让郝继民帮助去借铁锨、镐头等工具,他断定赃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个角落。
      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说:“把这个炉子搬开,挖!”
      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几捆人民币。再挖,没有了。显然这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赃款,还应该有一个地方藏着其余大量赃款。
      刘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蜂窝煤被一层一层地搬开,许多双眼睛都盯着这里,把希望寄托在这里,因为除了这里,院子里已经无处可挖了,用郝继民的话说,院子被挖得都能种白薯了。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让郝继民找两个旁证的居民。郝继民快速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几个侦查员把苫布包袱拉了出来。刘处长说,把张可民带到坑边来!张可民不肯来,女侦查员把她架了过来。张可民到了坑边,看见了被挖出的包裹里的钱,又看看大坑,惊恐地咧开嘴哭了:“可别把我埋里边呀!”
      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苫布包袱里的钱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随后侦查员又从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销毁了。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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